三县分治
1938年底,日军第二次侵占莱城后,陆续在全县各重要集镇和交通要道安设据点。至1941年春,泰莱公路莱芜段,先后增设了马家庙、鲁西、嘶马河等据点;章莱公路沿线莱芜段,先后增设了娘娘庙、上游、雪野、口镇等据点。日军还在泰莱公路北侧挖了50多华里长的封锁沟,在博莱、章莱公路沿线修了遮断墙。另外,在西北山区的大王庄以及寨里、水北、汶河以南的牛泉等大村镇也都安设了据点。我根据地被这些据点分割成若干“豆腐块”,基本上形成了被包围、封锁的局面。
日军每占领一个村庄、安设一处据点,即推行伪化政策,建立伪政权,向群众要粮要款。日军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打击方式:对我重要干部,大张旗鼓地进行悬赏缉捕;对我一般干部,除进行政治劝降外,还以封官晋职为诱饵予以分化瓦解;对广大群众,则进行威逼恐吓,使其不敢与共产党接近;对地方士绅、社会名流,进行多方拉扰;对国民党军队,则采取软硬兼施的诱降政策。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一部分经不起考验的党员和干部出现妥协,有的甚至投降敌人,有些群众的抗日信心开始动摇。一些在初期表现出一定抗战积极性的地主、富农和开明士绅,也都躲藏起来,拒绝与共产党接触,有的竟助纣为虐直接成了敌人的帮凶。驻扎在莱芜的国民党部队和各地道会门,也都先后投降了日军。莱芜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
就在我抗日军民陷入困境时,日军却在不断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自1941年春开始,日军为巩固其在华北的殖民统治,将过去推行的“治安肃正”政策,演变为“治安强化运动”,先后共推行了5次。莱芜和华北其它地区一样,被划分为三种区域: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对这三种地区,日军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对占领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推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扩充伪军,高压控制广大群众,以图巩固其殖民统治。在经济上,敌占区人民除按地亩缴纳税款外,日军、汉奸队和伪公务人员还随时随地开条子,要粮要款。稍有怠慢,就遭到毒打,有的被活活打死。人们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水深火热中艰难地挣扎着。在政治上,日军通过建立乡村伪政权,疯狂推行“保甲制度”和一家出事、株连多家的“连坐法”。还颁发“良民证”,限制群众的自由行动。致使老百姓在村里不敢并肩行走,不敢私下谈话。街坊邻居不敢往来,亲戚朋友断绝了交往。整个敌占区完全陷入了黑暗恐怖的世界。
对游击区,日军以“蚕食”为主,在广设据点以后,即以军事开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摧残。日军集中部分优势兵力,在宪兵队、警察所的配合下,由叛徒、特务、剿共班、汉奸队带领,到各村进行反复清剿。他们软硬兼施,先以武力为主烧杀镇压,继之以胁迫欺骗利诱,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建立伪区政权和部分伪行政村政权,实行“保甲连坐”,广织情报网,宣传“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恶毒进行奴化教育。这一时期,我县区两级党组织以及干部之间联系出现极度困难,县科长以上干部投敌和妥协的达11人,整个泰莱边地区曾一度伪化。
对根据地,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扫荡”。日军在各地一边安设据点,一边采取连环合围、分进合击、远距离奔袭等战术,频繁地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从1940年春到1942年10月,日军对莱芜抗日根据地大大小小的“扫荡”不下300次。我抗日根据地在日伪军的一次次“扫荡”中,虽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由于敌强我弱,双方力量悬殊过大,根据地仍然遭受到严重损失,抗战军民举步维艰。
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残酷地镇压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的抗日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受到影响,莱芜的抗日斗争暂时陷入了低潮。
鉴于日军在泰莱、博莱、章莱公路沿线安设据点,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为便于组织领导、机动灵活地继续开展对敌斗争,泰山地委遵照《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全省行政区域划分的决定》的指示精神,于1941年5月将莱芜县依据地理条件划为三个县:泰莱公路以北,章莱公路以西,以西北山区为依托,划为莱芜县(俗称莱北县);汶河以南,以莲花山为依托划为莱南县(亦称莱南行署);章莱公路以东,以常(庄)文(字现)为中心,划为莱东县(亦称莱东行署)。同年8月,撤乡、撤大区建小区,三县共建立30个小区(亦称分区)。原三义乡、凤山乡、茶业区由章丘回归莱芜。
莱北县:县委书记刘夏峰,组织部长陈克,宣传部长董林汉,敌工部长周次温,民运部长魏鸿三,县长谭克平。辖:水北、寨里、王庄、方下、香山、华山、山口、雪野、陈村、抬头、茶业11个分区。随着形势变化,辖区亦有所调整:1942年3月,镇里区由莱东县划入。10月,撤销王庄、陈村两区设羊里区。下半年,抬头、茶业两区划归淄川县。1943年7月,设张里区。1944年夏,鲁西区由新甫县划入。1945年7月,矿山区由莱东县划入。莱北县独立营随莱北县委同时成立,由谭克平兼营长、刘夏峰兼教导员,曲凯庆、周美光分别任副营长、副教导员。1943年初改称县大队,由刘舜卿、高启云分别兼任大队长、政委。1945年8月编入野战部队。
莱北县各群众团体组织在党政军机构组建的同时,亦相继建立健全。“青救会”、“妇救会”于当月成立,分别由边春光、李树梅任会长。6月,县参议会成立,孙启明、郭子郁分别任正副参议长。7月,“各救会”、“农救会”成立,魏鸿三、谢润生分别任会长。
莱东县:县委书记刘舜卿兼行署主任,组织部长毛梓材,宣传部长卓宇明,民运部长谢竹林。辖:镇里、石马、常庄、苗山、杓山、铁车、辛庄、白龙、孝义、鹏山、矿山、黄花、棋山13个分区。同年10月,矿山区委撤销。11月,黄花区并入棋山区划归新甫县。1942年4月,鲁中区党委决定莱东与博山部分地区合并,组成中共博莱县委,陈克任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卓宇明任宣传部长,谢林任民运部长,毛梓材任敌工部长(是年底设)。同时,莱东行署与博山县政府合署办公。8月,正式建立博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泰山专署副专员徐化鲁兼任县长,并组成13人的“三三制”政务委员会。
莱东县参议会亦与莱东县委同时成立,张华岑任参议长,亓霖甫、刘硕人任副参议长。党政机构组建后,各群众团体组织于同年7月相继建立健全,谢竹林任“各救会”会长,任绪亭任“青救会”会长,刘林任“妇救会”会长,阎兴民任“农救会”会长。
莱南县:县委书记王醒兼行署主任,副书记曹春耕,组织部长刘木易,宣传部长张旭光,民运部长周笠农,敌工部(1943年初设)部长周笠农。辖:鲁西、圣井、野店、汶南、青泥、南冶和新泰西部的果都、羊流、翟镇9个分区。同年9月,鉴于敌人控制泰莱平原、封锁泰莱公路,我南北联系不便之势,山东分局决定建立鲁中三地委(泰南地委),加强泰山区南部斗争的领导。莱南与新泰西部合并改称新甫县,划归三地委。同时,新甫县参议会在棋山观村成立,亓聘如任参议长,毕月覃、刘木易任副参议长。同时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府,由王醒兼任县长。1943年10月,南冶、青泥两区合为颜庄区。1944年7月,圣井、汶南、颜庄3个区划归新泰县(1945年10月回归)。
莱南县大队亦与莱南县委同时成立,由高盘石任大队长,王醒兼政委,尹子信、李翰英先后任副政委。1941年9月,改称新甫县大队。1944年7月,与新西独立营合编为新泰县独立营。莱南县党政军机构组建后,各群众团体组织亦相继建立健全。周笠农任“各救会”会长,邱建祥任“青救会”会长,孙维彬任“妇救会”会长,贾绪迁任“农救会”会长。
三县分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军在莱芜县安设据点、修筑碉堡、扶植伪政权、组织汉奸武装,目的是封锁、包围我抗日根据地以实施其新的对华政策。在我军民的抗日活动遭到严重阻挠之时,上级及时作出了莱芜分县而治的决定,并很快付诸实施。分县而治是十分正确及时的应急措施: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县分治后莱城处于三县包围之中。这一形势对开展目标统一指向莱城的对敌斗争,非常有利;
从党群关系上看,三县分治后党组织与群众的接触面更大了,强化了党员在群众中的主心骨作用,稳定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从此后的斗争实践中看,三县分治后莱芜的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三县委领导广大抗战军民取得了一系列斗争的胜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粉碎日军大大小小的“扫荡”达150多次,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并成功地领导三县人民开展了借粮斗争、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锄奸反特、整风学习、拥军爱民等各项工作,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的坚强核心,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5年10月,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形势,鲁中区党委对莱芜三县分治进行调整,莱北、莱东、新甫三县合并,恢复莱芜县原行政区域建制,三县分治完成了它重要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来源:《莱芜印象——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