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山东省工委的成立及活动

从1931年开始，山东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各地党组织在随后几年里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为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1934年春，刘仲莹变卖家产外出寻找党组织。刘仲莹外出期间，由刘伯戈代理县委书记。1935年刘伯戈叛党，莱芜党组织的活动陷入低潮。与刘仲莹一样，以赵健民为首的济南共产党人，也对山东的革命形势非常担心，迫切希望在这时期，有人能够站出来，建立一个领导全省党的工作的机构,扛起山东革命的大旗。1935年11月，赵健民冒着凛冽的寒风骑着自行车从济南来到莱芜县鹁鸽楼村,与刘仲莹等一起分析了当时山东革命的形势，决定成立中共山东省临时工委，代行中共山东省委的职责，开展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勇于担当，拾起时代的接力棒继续前行，为山东省党组织的发展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

一、山东省委迭遭破坏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以“左”倾理论为指导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央领导机关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后，山东省委接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而这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虽对蒋介石虚与委蛇，但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则是一致的。1931年4月5日，韩复榘在济南一次就枪杀了中共一大代表、前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等22名党的重要干部。4月13日在青岛又破坏了中共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机关，省委书记张含辉虽未被捕，却遭敌通缉。1931年6月中共中央派滕英斋到青岛组成新的山东省委。8月20日，山东省委又遭破坏，省委书记滕英斋在青岛被捕。驻青岛的几位省委负责人推举济南市委书记胡萍舟代理省委书记。10月，中共临时中央批准省委组成人员，胡萍舟任书记，并指示省委机关尽快由青岛迁往济南。1932年3月初，胡萍舟因向中央提出不能在昌乐发动武装暴动的实事求是的建议受到批判，上海临时中央将胡萍舟调离山东，派武平任山东省委书记。同年10月5日，武平与省委组织部长汤美亭在青岛召开鲁东各县党代表会议时被捕自首，山东党组织再一次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不久，中共中央派任作民到山东，在济南成立山东临时省委，11月改称山东省委，任作民任书记。在新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到1932年12月，与省委有直接联系的有济南、青岛、潍县、烟台、泰安、莱芜等15个市县党组织，全省约有党员900余人，团员533人。

当山东的工作在以任作民为书记的省委艰苦努力下刚出现新的局面时，又发生了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事件。1933年2月28日，省委、团省特委机关均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等29人被捕。在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中央尚未派人来的严峻形势下，为继续坚持斗争，3月，原省委秘书长张恩堂（张北华）在济南主动组织成立了山东临时省委，张恩堂任书记，宋鸣时任组织部长。同年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出卖了他所掌握的党的机密和组织关系，使山东党组织遭受了自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破坏。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等被捕。宋鸣时还乘各地党组织尚未知其叛党真象之机，利用省委组织部长的身份，到各地以“视察”或“召开党员会议”为名，先后对潍县、益都、寿光、泰安、沂水等地党组织进行了大肆破坏。这次破坏，给山东党组织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省委组织全部被破坏，与中央和北方代表失去联系；300多名党员积极分子被捕。全省保存下来的县以上党组织，仅有青岛临时市委和莱芜、莱阳等县委。

山东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绝大部分共产党员在失去上级领导和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不怕困难和牺牲，一面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一面在各自的地区独立开展工作，为党保存和积蓄了宝贵的力量。1933年9月，中共青岛临时市委书记李俊德连续致信上海中央执行局，报告了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遭破坏后的山东形势，请求上海中央执行局从速派人来建立新的山东省委。11月，上海中央执行局根据李俊德的报告与建议，派张德一（张晔）到青岛，以青岛临时市委为基础，组成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张德一任书记。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省工委只能联系青岛和鲁东几个县的党组织。不久又因叛徒出卖，省工委于当月下旬遭破坏，书记张德一等被捕。山东省工委遭破坏后，山东各地党组织在随后几年里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机关。除青岛、胶东几个县党的工作在1935年4月以前暂由团省工委负责外，其他各地党组织均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二、顽强坚持斗争的莱芜党组织

莱芜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为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1934年春，刘仲莹把在口镇的家产变卖了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与鹿省三分头外出到上海、武汉、济南、青岛寻找党的关系。刘仲莹外出寻找党的关系期间，由刘伯戈代理县委书记。刘伯戈，1911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1928年在青州参加国民党，1931年又混入中国共产党内。1932年回莱芜后，曾任国民党县党部小报撰写员和放足委员会查放委员。莱芜县委成立时任县委委员，并先后兼任二区区委书记、团县委书记等职。1934年3月，代理县委书记职务。周茂森是刘伯戈的忠实追随者，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莱芜县委委员。刘伯戈参加革命具有政治投机性，代理县委书记后，不做党的工作，生活作风糜烂。他曲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以“失业之苦”为由多次向党讨价还价。

1935年秋，刘伯戈由济南寻职返回莱芜，伙同周茂森到县农会找孙启明索款未果，便到槲林前庄拜见前国民党县财政局长毕华桥，提出叛变自首之事。10月初，刘、周到济南拜见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张竹溪，并见到了叛徒宋鸣时。至此，二人彻底叛变。刘、周叛党后，便伙同叛徒宋鸣时带领捕共队到莱芜开始了抓捕共产党员的罪恶活动。

刘仲莹作为三十年代莱芜党的创建者，得到刘、周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召集本村支部成员研究对策，派党员刘子扬骑自行车通知附近各村党员隐蔽，表现了沉着机智和大无畏的精神。捕共队进村时，刘仲莹等还没有离开。在女党员张美玲的警戒和掩护下，他先指挥其他党员分散隐蔽，然后自己才趁夜黑离开村子，躲进了云台山的狼毛子洞。在敌人严密封锁监视下，家人不能上山送饭，刘仲莹也不能出洞，在洞里住了7天。等敌人撤走后，张永泉以放羊作掩护到山上给他送饭时，刘仲莹已经转移，只见洞口有许多野菜根堆在那里。刘仲莹离开云台山后并没有走远，而是隐蔽在亲戚家中，昼伏夜出，开展地下工作。

刘、周叛党后，共带捕共队到莱芜进行了三次大逮捕，先后有14名党员、群众被捕，我党建立的四个分区委、县农会特支、县师团组织以及文成书局均遭破坏。然而，县委负责同志，除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等就地隐蔽斗争外，先后到山西绛县、大连、青岛、枣庄等地隐蔽的毕指南、孙启明、王其人和潘德和等也都始终保持着对党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他们重新组建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坚持开展党的地下斗争，期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三、中共山东省工委在莱芜建立

刘、周叛党事件发生后，为了接受教训，在本地和外地活动的党员采取了秘密的活动方式。县委还从组织上作了防范，将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调往外地或命其长期隐蔽，提拔身份合适的党员做基层领导工作或联络工作，尽量避免暴露党的活动目标，这对坚持地下斗争，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在非常时期，莱芜一度成为全省党组织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并与新泰、淄博矿区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党员很快发展到100多名，并有100多名贫农团团员。

与此同时，全省其他各地党组织也逐步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在济南，以赵健民为支部书记的济南乡师党组织，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严格谨慎地发展党员等最基础的工作入手，展开了独立不懈的斗争。从9月开始，济南乡师党支部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动党员利用同乡、同学、亲友等关系，建立读书会，采取谈心、介绍新书、交流读书心得体会、举办讲演会等形式，在校内外广泛开展工作。随着党在各中等学校工作的展开，济南党的基层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34年4月，已在济南乡师、新城兵工厂、省立济南高中、省立济南师范等十几个学校建立起党的支部。5月，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赵健民、新城兵工厂支部书记陈太平等人召开会议，成立了济南市委，赵健民任书记，陈太平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统一了全市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其他各地的党组织和同志也自觉地顽强地坚持斗争。到1935年秋，在鲁西，建立了鲁西特委和东阿县委等党组织，有党团员300名左右；在鲁北，赵健民与平原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在鲁东，恢复建立了寿光、维县党的支部。这时，山东各地与济南和莱芜党组织有关系的党团员约有500余名，党的组织和力量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

随着全省党组织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各地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一个领导机构，以指导全省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1935年初冬，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从济南赶到莱芜鹁鸽楼村，与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等秘密商讨后，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推选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黄仲华任农民部长，于一川、陈太平为委员。省工委代行省委职责，开展工作。会议还决定继续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继续寻找上级党的关系。为尽快与全省各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工委作了分工：刘仲莹主持全面工作，赵健民负责济南和鲁西地区，鹿省三负责鲁东地区，黄仲华负责莱芜、新泰等地。后因缺乏活动经费，刘仲莹无法在济南活动，省工委决定由赵健民代理书记，主持省工委的日常工作。

省工委成立后，工委负责同志加快了外出寻找上级党的关系的步伐，1935年12月，赵健民在濮县与中共河北省委（对外省是北方局）代表、直鲁豫特委书记黎玉接上组织关系。赵健民向黎玉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在与上级党失掉关系后独立恢复发展党组织、坚持斗争的情况，请求北方局派人到山东领导党组织，并向北方局写了书面报告。黎玉向赵健民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塘沽协定》签定后，中华民族的危亡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前，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在斗争策略上，不要不顾客观条件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使党和进步群众暴露而遭受损失，要能进则进，能退则退。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山东党组织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从此，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达两年之久的山东党组织，终于取得了北方局的直接领导。

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到任后，着力肃清“左”倾错误影响，正确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4月下旬，北方局根据黎玉报告的关于山东党组织的情况，委派黎玉重建山东省委。月底，黎玉由河北磁县到达济南，听取了省工委代理书记赵健民及济南各党支部的汇报，肯定了省工委在恢复、重建省及各地党组织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传达了北方局重建 山东省委的决定；提出了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壮大抗日救国力量，积极而谨慎地恢复党员关系及党组织关系等任务。

5月1日，山东省委重新成立。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不久，省委决定调刘仲莹前往中共鲁西北特委工作，派鹿省三前往寿光、潍县、昌邑、益都等地筹建鲁东工作委员会。至此，山东省工委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