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莱芜区委、泰莱县委的建立及活动

到1927年9月，全县已发展党员60多名，建立支部7个。以此为基础，根据省委指示，在马守愚指导下，成立了中共莱芜区委，吕若侃任区委书记，吕敬宝任组织委员，王佃芳任宣传委员。同月，山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泰莱县委，马守愚任书记，吕若侃任组织委员，武冠英任宣传委员。泰莱县委成立后，鉴于泰安地处津浦路要冲，不够安全，而莱芜地处泰安、新泰两县中间，又有我党活动的基础，便于开展工作，省委指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莱芜。9月下旬，马守愚与武冠英一起徒步将泰莱县委的一部油印机，由泰安的东向镇小学转移到莱芜的吕家芹村，泰莱县委随之移驻吕家芹村，莱芜区委直接受泰莱县委领导。

泰莱县委移驻莱芜后，积极领导开展地下斗争。他们秘密翻印《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告工人书》，摘录翻印《红旗》、《红星》等省委的通讯文件，并乘天黑到车站和口镇等镇村散发，扩大党的影响，使反动政府一时惊慌失措。此外，他们做了一个使火车出轨的铁具，夜间捆在铁轨上破坏交通，阻滞东北军阀南下。同时，组织百余名党员群众用斧头砍断电话线，中断通讯，造成军阀的恐慌。

在组织宣传发动和进行一系列破坏活动的同时，泰莱县委还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举行武装暴动，鼓舞人心。1927年10月，泰莱县委在泰山脚下的天外村召开党员、群众积极分子会议，贯彻省委指示，研究部署暴动等问题。莱芜的吕若侃、吕敬宝等人参加会议。但不巧，当时正值张宗昌驻泰安部队在附近打靶，与会人员误认为有敌情，急忙隐蔽分散。最后只有少数同志开完了会议。

11月初，省委派于赞之到莱芜视察暴动的组织准备情况。他们到吕家芹村、雪野、口镇等地与吕若侃、吕敬宝、王佃芳等人进行了座谈了解。在口镇与口镇自卫团长（共产党员）研究了组织暴动的问题。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和泰莱县委的书面报告，11月23日，中共山东省委对泰莱县委，尤其是莱芜区委的各项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省委在致泰莱县委函中指出：泰莱县委“仍然未十分了解党的政策，仍然滞留旧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影响之下”，对莱芜党的基础“建筑在有狭〔侠〕义滋味，带英雄色彩，愤慨一世的败落乡绅身上”，因为“在发展的难易上，党与农协都在同等的程度上，所以便不去发展农协，直截了当只管去发展党”，“而忽视发展和依靠农协”，“只计算某民团首领是同志，某处警备队可受我们指挥等的军事投机”等错误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指示“泰莱应毫不迟疑准备莱芜的暴动”，莱芜暴动应在“除消盐税捣毁盐局”“杀宁振文”等口号下，“以农协名义来领导开始”。

此后，为实现莱芜的暴动计划，省委派马守愚和省委巡视员郝连章等人于11月底到莱芜进行督促。经过联系发动，一天夜晚，区委组织五六十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口镇附近的一个大墓地召开会议进行动员。之后，又连续开了三个支部会。在支部会上，郝连章传达了省委的新政策及暴动计划，提出了暴动的三种导火索：一是抗粮（如实行抗纳、打死粮差）；二是打盐巡，捣毁官盐店；三是抢年集。

郝连章由莱芜回到泰安后，在泰安附近进行了视察，并写报告给省委，指出，莱芜的同志“仍然以自耕农为中心，刚听到讲暴动的时候，他们觉得和闹热闹一样兴高采烈，及至真要实行，危险牺牲当然难免，就要想到老婆孩子不安全，而退缩去找万全的所在了”。而泰安西南乡“远不及莱芜”，“党尚有点头绪，最近能够开始暴动的，还是莱芜”。1927年12月底，泰莱县委向省委书面报告了关于莱芜举行暴动的计划。据此，省委于1月2日《对泰莱暴动计划的意见》中指出：“莱芜无论在客观条件上和主观力量上，都还没有立刻鼓动一个广大的群众的暴动的可能”。但对如何发动暴动作出了指示：“计划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注意到暴动开始以及在暴动进行中间，怎样号召广大的群众来参加”，“你们那边有一个号召群众反对百货捐的好机会，因为恐把环境弄坏，影响了在计划中的暴动，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假〈定〉在口子（口镇）容易占据些，你们不一定先占县城”，“因为口子里的豪绅地主比城里还多些，且也有许多可缴的枪械，以增长我们的实力”。

同年冬，马守愚再到莱芜，召集莱芜区委的同志开会，传达省委指示，要区委鼓动群众去砸县政府和官盐店。吕若侃、吕敬宝等人根据当时我党的实力和影响，认为这样做带有极大的冒险性。经过认真分析，决定通过捣毁一个“百货捐”(税所)扩大一下影响，进而发动暴动。经马守愚同意，由吕敬宝带领本村和白龙店子村的3名党员群众，捣毁了一个横征暴敛的“百货捐”。但这次行动影响不大，莱芜暴动终于未能发动起来。这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是必然的。一方面敌人力量还很强大，张宗昌为了维护他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凡涉嫌“造反”者格杀勿论，白色恐怖严重。另一方面，初创时期的莱芜党组织，力量还很弱小，战斗力不强，群众基础还很薄弱。因此，莱芜不具备发动暴动的主客观条件。再则，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领导者急于发动暴动，选择时机和口号也不适宜。群众缴粮纳税均在春秋两季，在年关提出“抗粮抗税”的口号无实际意义，而且群众有过“团圆年”的习惯，不到生计迫不得已的地步，一般不愿铤而走险。实际上，即使暴动发动起来，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随后全省各地发动的暴动均告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泰莱县委未能按省委的指示发动暴动，山东省委对此很失望，认为莱芜是“闭塞之县”，莱芜区委“党的基础及农协的领导权完全操诸破落乡绅之手”，泰莱县委不应再把莱芜作为活动中心。为此，省委于1928年2月15日致函泰莱县委“以当地有职业的同志组织之”，工作重点仍放在泰安，“莱芜区委取消，各支部直属县委”。不久，省委调马守愚到青岛工作，由于赞之任书记。3月，省委调于赞之去昌邑县工作，由王仲修代理县委书记。4月，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北伐军进占泰安、莱芜，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各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共产党员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莱芜党组织因与上级失去联系，活动被迫中断。

中共莱芜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在莱芜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使中国共产党的光芒照到了莱芜这片黑暗的土地，并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使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莱芜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来源：《莱芜印象》——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