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4月24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入选的十个项目内容丰富多样，从史前聚落遗址到都城遗址，从中原到边疆，从新发现的遗址到持续发掘研究半个世纪以上、“老树开新花”的遗址，涵盖甚广，是中华文明博大气象的实证。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国际罕见的远古社会“百科全书式”遗址

　　东亚现代人从哪里走来？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为解开这个谜题提供了系统性的全新证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介绍，濛溪河遗址群第一地点（即濛溪河遗址）距今8万至6万年，是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遗址饱水的埋藏环境如同时光胶囊，将远古人类的生活画卷完整定格，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式”遗址。

　　在这里，肉、菜、果、药俱全，早期现代人的完整“食谱”惊艳世界。许多植物在人们今天的生活中依然持续利用，对药用植物信息的提取更是开创了人类演化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纪录，意味着“神农尝百草”的行为可能在数万年前已经开始，勾勒出一幅“食药同源”的古老智慧图景。

　　石器、骨器及木器上多样的刻画和穿孔是东亚首次集中性、系统性出现的象征性行为证据，结合动植物等其他发现和利用证据，展现了东亚早期现代人意识及社会行为的复杂性。过去，一度有观点认为东亚古人类陷入了发展“瓶颈”，但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他们并未“沉寂”，相反，可能是充满创造力的“领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表示：“遗址对研究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发现。”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出土的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浙江仙居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万年稻作农业的实证

　　下汤遗址贯穿新石器时代的始终，2.5米厚的文化层堆积浓缩了人类五千多年的生活图景：从下往上，依次留下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阶段古人类的生活痕迹，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新材料。

　　万年前的浙江古村落什么样？考古发现为人们还原了上山文化土台林立、环绕中心台地的聚落形态及其动态发展的过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仲召兵介绍，在下汤遗址的北部和东部发现10多座上山文化时期的人工堆筑土台，基本呈南北向排列，构成上山文化时期最为醒目的聚落景观。“各土台可能对应于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是上山文化及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突破。”这里不仅是仪式的空间，也是人们居住和生活的空间。

　　下汤遗址发现的大量器物坑可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墓葬，为了解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人类行为观念提供了关键材料。

　　“遗址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结构，为我们研究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本。”陈星灿点评道。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彩陶巅峰的创造者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在这里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黄河上游地区在文明探源的很多重要问题中模糊不清，马家窑是一个切入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说。

　　“遗址为我们展现了距今4800年前后黄土高原西部地区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陈星灿说。郭志委介绍，聚落中首次发现史前时期近方形的三重“围壕（沟）”，其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为距今5000年前后，应是经精心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马家窑文化“国家工程”。

　　马家窑文化为何能成为史前彩陶生产和使用巅峰的创造者？本次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线索。“围壕”内侧存在多处制陶区，可能是区域性制陶中心。郭志委认为，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内容及模式。马家窑文化所处的黄河上游地区农业资源相对一般，但它以高水平专业化彩陶生产、交换和贸易为特色，重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同样达到了较高的文明化程度。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第一期遗存出土的典型骨器和石器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青藏高原发现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玛不错遗址位于中印、中不边境的西藏中南部，具体位置在康马县嘎拉乡政府驻地东北面的玛不错湖岸，地处喜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至4430米，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夏格旺堆介绍，在这里惊喜地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玛不错文化”。这是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又一座里程碑。

　　高原环境对人类生存不太友好，但玛不错先民进化出较高的适应性——相对发达的上肢肌肉、高度的牙齿磨耗、极低的龋齿率，以及那些与营养相关的常见骨骼病症的缺失，表明他们可能通过渔猎的方式获得了稳定的肉食资源，并维持了较高的营养水平，展现玛不错先民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玛不错遗址位于高原与南亚交界，处在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在这里发现了一批具有明确出土层位的外来遗存，包括稻、粟、黍、海贝、象牙、羊、青铜器、滑石珠、红玉髓等。“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还可以看到这里和四川、内地包括长江上游有密切的联系，证明了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悠久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点评道。这些发现填补了高原地区跨大陆文化交流的诸多空白，映照着雪域先民与其他文明的对话，表明高原上存在畅通的“物流网络”。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中原与长江的青铜交流枢纽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西北郊，为商代早期的一处大型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属于中原文化系统，是探索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考古人员揭示出以盘龙城为中心的商代长江中游“青铜交流网”。考古项目负责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介绍，城址区西侧发现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存，展现出从制范、浇铸、冶炼到修整铜器的整个生产流程，表明早商时期地方城市能够获得青铜资源、铸造青铜器。多学科研究表明，这里铸铜手工业的金属物料可能来自赣北的瑞昌地区，而且原料和技术上与中原郑州存在高度的一致性，首次以实物资料证明了长江以南铜矿资源带、盘龙城商城和郑州商城在青铜资源上的交流互动，勾勒出一条连接中原与长江中游的“青铜走廊”。王巍进一步指出：“商王朝制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很可能是从这里传向了三星堆。”

　　围绕以青铜为代表的资源，长江中游以盘龙城为中心，形成了地区资源和产品的流通网络，并且这种物料流通受到中原商王朝的影响和控制。“这表明盘龙城城市应是中原王朝向南经略的政治中心，深刻展现出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发展以及长江、黄河流域文明的统一进程。”孙卓说。

　　安徽淮南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末代楚王大墓现世

　　武王墩一号墓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的高等级大型墓地，拥有占地面积约150万平方米的独立陵园，四周由周长近5000米的围壕围合而成。豪华陵园之外，主墓西侧分布有大型车马坑、大型陪葬墓，陵园南部还有大量祭祀坑。雷兴山将其概括为“江淮遗珍，楚风绝唱”，认为其为研究楚文化的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不仅改写了楚文化研究的时空框架，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江淮流域的璀璨实践。

　　一号墓是墓主人长眠的主墓，十分豪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宫希成介绍，一号墓为一座大型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土坑近正方形，边长约23米，中部由长条形枋木垒砌“亞”字形木椁室，呈十字形的“九宫格”状。墓主人就安眠在中部的方形棺室。一号墓棺室东西南北分列8个边室，北室是乐器库，南室是兵器库，东室是礼器库，西室出土大量木俑，应是模拟墓主人生前出行仪仗和乐舞队。“以俑代殉，体现楚国从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跃进。”雷兴山说。他认为，这一明器化丧葬制度的成熟为后世兵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的根源。

　　如此高规格墓葬的墓主人究竟是何身份？东Ⅰ室出土的部分铜器上有铭文，其中包括“楚王酓前”各类自作器，为确认墓主身份提供了宝贵线索。考古学者结合文献史料、出土文字材料等综合分析，初步判断该墓主人是《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成语“毛遂自荐”中，毛遂出面游说的楚王便是他。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卜骨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确认先周都邑所在

　　以往，学界多认为周原遗址应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但缺乏明确的先周文化高等级遗迹来实证。近年来，周原考古以寻找墙垣体系与先周文化大型建筑为重点，发现了王家嘴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介绍，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之一的一号建筑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为确证周原为先周都邑所在提供了关键证据。

　　见证周人崛起的周原都邑到底什么样？种建荣介绍，近年考古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城、小城和宫城的三重城墙。这些发现揭示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由此考古学者便可以将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宫城南墙外的壕沟里，发现卜甲、卜骨残片213片，初步辨识出刻辞295字，种建荣说，这是继周原、周公庙遗址之后，发现西周甲骨文字数最多的一批，意义重大。甲骨刻辞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字卦等多方面，其中多个国族名、人名可以与金文和传世文献互相参照。“这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周王朝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王巍评价道。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

　　河泊所遗址还原了中原王朝在云南设置的益州郡的面貌，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可能上演了一部“双城记”——考古在这里发现了古滇国都邑与汉益州郡治的线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目前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已发现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多种功能分区，该区域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遗址东部，则发现了汉代益州郡郡治的线索。从春秋至魏晋时期连续叠压的城墙、大型木构遗迹，到城内主干道路、高等级建筑区，再到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简牍，为确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在这里发现了两汉时期的封泥1900余枚，简牍5万多枚，其中有字简牍5000余枚，是云南目前出土量最大的一批出土文献，实证了“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等历史史实，为人们描绘出西南边疆从“多元”融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的历史过程。从“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与古滇国有关的封泥，到“益州太守章”“广汉太守章”等西南边郡封泥，再到简牍中释读出的“滇国”“滇丞”“滇相”，四川大学教授霍巍指出，西汉中央王朝一边实行郡县制的管理，一边继续对滇王册封，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动注脚。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大佛脸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佛教中国化的见证

　　莫尔寺遗址是我国古代西域的重要佛教寺院遗址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位置最西、年代最早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提供了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国化发展的典型样本。

　　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是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肖小勇介绍，遗址最早建筑年代早到1世纪，说明此时佛教已传入我国。

　　由于位于丝路枢纽地带，寺院建筑和出土遗物中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亚、新疆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宛如“文明调色盘”。遗址出土的一件面相丰满的石膏佛像融合了犍陀罗和中原佛像特征。另一件六趾佛足木雕，使人联想到《隋书》中疏勒王“手足皆六指”的记载。结合寺院的规模、等级，推断其为疏勒王室寺院。

　　莫尔寺的发现实证了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见证了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霍巍指出，遗址体现的当地特色和中原影响表明，佛教进入西域伊始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模式，再次印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作册奂器组合及铭文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北京三千余年建城史的开端

　　琉璃河遗址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80年来，考古人接续努力，为人们勾勒出三千年前北京城的样貌。遗址是西周燕国的都城和始封地，是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迹，也是目前国内发掘时间最长、发掘规模最大、发掘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近年来，琉璃河遗址外城墙和外城壕的发现，明确了西周燕国两重城垣结构，将城址规模由以往认为的约60万平方米，扩大至百万平方米以上。王晶特别谈道，周原遗址的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规划特征与琉璃河遗址相同，反映了分封制下西周王朝有力的国家统治和边疆治理。

　　在琉璃河遗址作册奂的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铜器，上有铭文“太保墉燕”，记载了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亲自主持燕都营建，这是关于北京建城史的最早记载。

　　本次发掘还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了古代家族树。考古工作者在城北平民墓地进行了人类全基因组测序，辨识出一组四代家族树，确认墓地的家族关系以父系遗传为纽带，并发现存在近亲结婚现象，为研究商周考古所关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这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开启了一个研究新范式、新领域。”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雷兴山说。

　　（本文图片均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办公室供图）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5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