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云霞（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11月8日，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公布。这是《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实施以来的第二次全面修订，距离2002年首次修订已有22年。本次修订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其中推动文物有效利用的相关内容无疑是一大亮点。

　　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文物工作的重点问题，也是文物法治建设的关键内容。2002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强调文物利用必须“合理”，以防止因不当利用使文物遭受破坏。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必须切实提高文物保护力度，更加注重文物利用的效果和效率，更好发挥文物的当代价值和作用。在此背景下，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在继续强调文物要“合理利用”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文物应当“有效利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的工作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物有效利用必须以确保文物安全为前提。本次修订在增加许多强化文物保护管理措施的同时，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文物利用研究，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有效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为文物有效利用指明了发展方向；明确要求“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把文物保护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文物保护与安全管理规定，防止建设性破坏和过度商业化”，为文物有效利用设置了安全底线。

　　文物有效利用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优先，就是要注重发挥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更不能对文物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为保护不可移动文物建立的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管所、考古遗址公园等单位，应当加强对不可移动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讲解”；要求文物收藏单位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文化创意等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为开展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时，本次修订重申了已经“建立博物馆、文物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改作企业资产经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不可移动文物管理机构不得改由企业管理；依托历史文化街区、村镇进行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的，应当严格落实相关保护规划和保护措施，控制大规模搬迁，防止过度开发，加强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上述规定确保了文物资源的公益属性不被削弱，从而为不可移动文物经营活动划出了边界。

　　文物有效利用必须提高文物的利用率。与日益发展的数字化技术相适应，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加强文物保护信息化建设，鼓励开展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推进文物资源数字化采集和展示利用。”为提高文物资源的可及性，本次修订强调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量向社会开放，并积极为游客提供必要的便利；要求博物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众开放，提供科学、准确、生动的文字说明和讲解服务。为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进一步让文物活起来，本次修订鼓励文物收藏单位通过文创产品开发、数字化利用等创新手段发挥馆藏文物的社会价值，通过借用、交换、在线展览等方式，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欣赏馆藏文物机会。此外，本次修订新增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规定，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物的有效利用。社会力量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文物收藏与展示、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等方面的积极参与，将极大提高文物资源的利用率，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和传承。

　　优化利用效果、提高利用效率，无疑是推动文物有效利用的应有之义。优化文物利用效果，需要更好开展文物的价值发掘和价值阐释工作；提高文物利用效率，需要更好地建章立制、规范日常管理工作。期待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得到全面严格地贯彻实施，切实推动文物保护利用相关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工作基础。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4日 11版）